『壹』 我想请问一下，个人是否可以买卖外汇怎么有些人说，国家明令不准买卖外汇
现货外汇交易（实盘交易）
现货交易是大银行之间，以及大银行代理大客户的交易，买卖约定成交后，最迟在两个营业日之内完成资金收付交割。
本文主要介绍国内银行面向个人推出的、适于大众投资者参与的个人外汇交易。
个人外汇交易，又称外汇宝，是指个人委托银行，参照国际外汇市场实时汇率，把一种外币买卖成另一种外币的交易行为。由于投资者必须持有足额的要卖出外币，才能进行交易，较国际上流行的外汇保证金交易缺少保证金交易的卖空机制和融资杠杆机制，因此也被成为实盘交易。
自从1993年12月上海工商银行开始代理个人外汇买卖业务以来，随着我国居民个人外汇存款的大幅增长，新交易方式的引进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个人外汇买卖业务迅速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除股票以外最大的投资市场。
截止目前，工、农、中、建、交、招，光大等多家银行都开展了个人外汇买卖业务。预计银行关于个人外汇买卖业务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服务也会更加完善，外汇投资者将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国内的投资者，凭手中的外汇，到上述任何一家银行办理开户手续，存入资金，即可透过互联网、电话或柜台方式进行外汇买卖。
合约现货外汇交易（按金交易）
合约现货外汇交易，又称外汇保证金交易、按金交易、虚盘交易，指投资者和专业从事外汇买卖的金融公司（银行、交易商或经纪商），签定委托买卖外汇的合同，缴付一定比率（一般不超过10%）的交易保证金，便可按一定融资倍数买卖10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外汇。因此，这种合约形式的买卖只是对某种外汇的某个价格作出书面或口头的承诺，然后等待价格出现上升或下跌时，再作买卖的结算，从变化的价差中获取利润，当然也承担了亏损的风险。由于这种投资所需的资金可多可少，所以，近年来吸引了许多投资者的参与。
外汇投资以合约形式出现，主要的优点在于节省投资金额。以合约形式买卖外汇，投资额一般不高于合约金额的5%，而得到的利润或付出的亏损却是按整个合约的金额计算的。外汇合约的金额是根据外币的种类来确定的，具体来说，每一个合约的金额分别是12,500,000日元、62,500英镑、125,000欧元、125,000瑞士法郎，每张合约的价值约为10万美元。每种货币的每个合约的金额是不能根据投资者的要求改变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定金或保证金的多少，买卖几个或几十个合约。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利用1千美元的保证金就可以买卖一个合约，当外币上升或下降，投资者的盈利与亏损是按合约的金额即10万美元来计算的。有人认为以合约形式买卖外汇比实买实卖的风险要大，但我们仔细地把两者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差别所在，请详见下表。
假设：在1美元兑换135.00日元时买日元
实买实卖保证金形式
购入12,500,00日元需要 US$92,592.59 US$1,000.00
若日元汇率上升100点
盈利 US$680.00 US$680.00
盈利率 680/92,592.59=7.34%0 680/1000=68%
若日元汇率下跌100点
亏损 US$680.00 US$680.00
亏损率 680/92,592.59=7.34%0 680/1000=68%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实买实卖的与保证金形式的买卖在盈利和亏损的金额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在数量上的差距，实买实卖的要投入9万多美元，才能买卖12,500,000日元，而采用保证金的形式只需1千美元，两者投入的金额相差90多倍。因此，采取合约形式对投资者来说投入小、产出多，比较适合大众的投资，可以用较小的资金赢得较多的利润。
但是，采取保证金形式买卖外汇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是，由于保证金的金额虽小，但实际撬动的资金却十分庞大，而外汇汇价每日的波幅又很大，如果投资者在判断外汇走势方面失误，就很容易造成保证金的全军覆没。以上表为例，同样是100点的亏损幅度，投资者的1千美元就亏掉了680美元，如果日元继续贬值，投资者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就要造成不仅保证金全部赔掉，而且还可能要追加投资。因此，高收益和高风险是对等的，但如果投资者方法得当，风险是可以管理和控制的。
在合约现货外汇交易中，投资者还可能获得可观的利息收入。合约现货外汇的计息方法，不是以投资者实际的投资金额，而是以合约的金额计算。例如，投资者投入1万美元作保证金，共买了5个合约的英镑，那么，利息的计算不是按投资人投入的1万美元计算，而是按5个合约的英镑的总值计算，即英镑的合约价值乘合约数量（62,500英镑*5），这样一来，利息的收入就很可观了。当然，如果汇价不升反跌，那么，投资者虽然拿了利息，怎么也抵不了亏掉的价格变化的损失。
财息兼收也不意味着买卖任何一种外币都有利息可收，只有买高息外币才有利息的收入，卖高息外币不仅没有利息收入，投资者还必须支付利息。由于各国的利息会经常调整，因此，不同时期不同货币的利息的支付或收取是不一样的，投资者要以从事外币交易的交易商公布的利息收取标准为依据。
利息的计算公式有两种，一种是用于直接标价的外币，像日元、瑞士法郎等，另一种用于间接标价的外币，如欧元、英镑、澳元等。
日元、瑞士法郎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合约金额*1/入市价*利率*天数/360*合约数
欧元、英镑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合约金额*入市价*利率*天数/360*合约数
合约现货外汇买卖的方法，既可以在低价先买，待价格升高后再卖出，也可以在高价位先卖，等价格跌落后再买入。外汇的价格总是在波浪中攀升或下跌的。这种既可先买又可先卖的方法，不仅在上升的行情中获利，也可以在下跌的形势下赚钱。投资者若能灵活运用这一方法，无论升市还是跌市都可以左右逢源。那么，投资者如何来计算合约现货外汇买卖的盈亏呢？主要有3个因素要考虑。
首先，要考虑外汇汇率的变化。投资者从汇率的波动赚钱可以说是合约现货外汇投资获取利润的主要途径。盈利或亏损的多少是按点数来计算的，所谓点数实际上就是汇率，比如说1美元兑换130.25日元，130.25日元可以说成13025点，当日元跌到131.25时，即下跌100点，日元在这个价位上，每一点代表了6.8美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每种货币的每一点所代表的价值也不一样。在合约现货外汇买卖中，赚的点数越多盈利也就越多，赔的点数越少亏损也就越少。例如，投资者在1.6000价位时买入1个合约的英镑，当英镑上升到1.7000时，投资者把这个合约卖掉，即赚1000点的英镑，盈利高达6,250美元。而另一个投资者在1.7000时买英镑，英镑下滑至1.6900时，他马上抛掉手中的合约，那么，他只赔了100点，即赔掉625美元。当然，赚和赔的点数与盈利和亏损的多少是成正比的。
其次，要考虑利息的支出与收益。本文曾叙述过先买高息外币会得到一定的利息，但先卖高息外币就要支付一定的利息。如果是短线的投资，例如当天买卖结束，或者在一二天内结束，就不必考虑利息的支出与收益，因为一二天的利息支出与收益很少，对盈利或者亏损影响很小。对中、长线投资者来说，利息问题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生要环节。例如，投资者在1.7000价位时先卖英镑，一个月以后，英镑的价格还在这一位置，如果按卖英镑要支付8%的利息计算，每月的利息支付高达750美元。这也是一个不少的支出。从目前一般居民投资的情况来看，有很多投资者对利息的收入看得比较多，而同时忽视了外币的走势，从而都喜欢买高息外币，结果造成了以少失多，例如，当英镑下跌时，投资者买了英镑，即使一个合约每月收息450美元，但一个月英镑下跌了500点，在点数上赔掉3,125美元，利息的收入弥补不了英镑下跌带来的损失。所以，投资者要把外汇汇率的走势放在第一位，而把利息的收入或支出放在第二位。
最后，要考虑手续费的支出。投资者买卖合约外汇要通过金融公司进行，因此，投资者要把这一部分支出计算到成本中去。金融公司收取的手续费是按投资者买卖合约的数量，而不是按盈利或亏损的多少，因此，这是一个固定的量。
以上的三个方面，构成了计算合约现货外汇盈利及亏损的计算方法。
日元、瑞士法郎的损益计算公式为：
合约金额*（1/卖出价-1/买入价）*合约数-手续费+/-利息
而欧元、英镑的损益计算公式为：
合约金额*（卖出价-买入价）*合约数-手续费+/-利息
外汇保证金交易，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在欧美、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合法的，交易商和交易行为受到政府的监管。
期货外汇交易
期货外汇交易是指在约定的日期，按照已经确定的汇率，用美元买卖一定数量的另一种货币。期货外汇买卖与合约现货买卖有共同点亦有不同点。合约现货外汇的买卖是通过银行或外汇交易公司来进行的，期货外汇的买卖是在专门的期货市场进行的。目前，全世界的期货市场主要有：芝加哥期货市场、纽约商品交易所、悉尼期货市场、新加坡期货市场、伦敦期货市场。期货市场至少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交易市场，另一个是清算中心。期货的买方或卖方在交易所成交后，清算中心就成为其交易对方，直至期货合同实际交割为止。期货外汇和合约外汇交易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以下从两者对比的角度，介绍一下期货外汇的具体运作方式。
期货外汇的交易数量和合约现货外汇交易是完全一样的。期货外汇买卖最少是一个合同，每一个合同的金额，不同的货币有不同的规定，如一个英镑的合同也为62,500英镑、日元为12,500,00日元，欧元为125,000欧元。
期货外汇合同的交割日期有严格的规定，这一点合约现货外汇的交易是没有的。期货合同的交割日期规定为一年中的3月份、6月份、9月份、12月份的第3个星期的星期三。这一样，一年之中只有4个合同交割日，但其他时间可以进行买卖，不能交割，如果交割日银行不营业则顺延一天。
期货外汇合同的价格全是用一个外币等于多少美元来表示的，因此，除英镑之外，期货外汇价格和合约外汇汇价正好互为倒数，例如，12月份瑞郎期货价格为0.6200，倒数正好为1.6126。
期货外汇的买卖并没有利息的支出与收入的问题，无论买还是卖任何一种外币，投资者都得不到利息，当然也不必支付利息。
期货外汇的买卖方法和合约现货外汇完全一样，既可以先买后卖，也可以先卖后买，即可双向选择。
在线外汇交易的发展
1997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线外汇保证金交易已经风靡世界，成为外汇交易的流行方式，不仅银行间交易已开始采用在线方式，个人也越来越多的通过互联网参与外汇交易市场。
在线外汇交易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使得原来必须依赖本地经纪商才能参与外汇交易的个人和小型机构投资者，可以更加方便的进行外汇投资。
2000年12月，美国通过了《期货现代化法案》，这一法案要求所有外汇交易商必须在美国期货协会（NFA）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注册为期货佣金商（FCM），并接受上述机构的日常监管，在期限内不符合资格或没有被核准的外汇业者将被勒令停止营业。这一法案的出台，使得在线外汇保证金交易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
目前，已经通过美国CFT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注册的外汇交易商有（按通过时间先后）FXCM、MGFG、GAINCAPITAL、CMS-FOREX等。
中国外汇交易市场的历史与现状
在1992年-1993年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过程中，多家香港外汇经纪商未经批准即到大陆开展外汇期货交易业务，并吸引了大量国内企业、个人的参与。
由于国内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了解外汇市场和外汇交易，盲目的参与导致了大面积和大量的亏损，其中包括大量国有企业。
1994年8月，中国证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文，全面取缔外汇期货交易（保证金）。此后，管理部门对境内外汇保证金交易一直持否定和严厉打击态度。
199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允许国内银行开展面向个人的实盘外汇买卖业务。至1999年，随着股票市场的规范，买卖股票的盈利空间大幅缩小，部分投资者开始进入外汇市场，国内外汇实盘买卖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方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外汇买卖已经成为除股票之外最大的投资市场。
与国内股票市场相比，外汇市场要规范和成熟得多，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约是国内股票市场交易量的1000倍，所以尽管在交易规则上不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国内银行开办的个人实盘外汇买卖业务还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
总体来看，国内绝大多数的外汇投资者参与的是国内银行的实盘交易，而保证金交易，由于国内尚未开放，以及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国内投资者尚需待以时日。
http://www.licai18.com/prod/wh/step1_3.jsp
『贰』 个人投资者为什么不属于银行消费者
“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的出现与金融经济的崛起、金融业的日益多样化密切相关。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兴起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热潮。在我国金融立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专章规定了“客户利益保护规则”，指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应“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但是，该指引中并未明确金融消费者以及投资者的概念范畴。2011年底，保监会设立了保险消费者保护局；2012年初，证监会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局；201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亦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至此，我国“一行三会”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全部设立。然而，这些消费者保护机构还是以金融行业划分和金融市场分割为基础设立的，与金融危机后将各金融服务业的消费者进行统筹保护、建立统一和专门的金融争议解决机构、实施一元化金融争议处理制度的国际趋势不符，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一直不统一。<br /><br /> 一、域外法中的“金融消费者”<br /><br /> 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首次采用了(金融) “消费者”的概念，该概念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囊括在“消费者”范围之内[1]。这种涵盖面广的“(金融) 消费者”概念与英国所实行的金融统合监管体制密切相关。同时法案还将消费者区分为专业消费者和非专业消费者(如普通民众) ，对非专业消费者提供其所需要的特别保护，但是对专业消费者的保护程度明显高于非专业消费者[2]。2010 年，英国政府开始启动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法定保护机构的金融服务局将被金融行为局取代。但无论监管格局如何改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始终是英国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br /><br /> 美国 1999 年制定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 个人、家庭成员因家用目的而从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体。2010 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加强消费者保护作为其立法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得到全面且准确的信息，杜绝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销售环节出现欺诈性条款，遏制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其中，“消费者”是指“个人或代理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是指“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可见，《多德－弗兰克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中的“金融”所涉及领域主要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领域。投资高风险金融商品的个人投资者被单独列入投资者保护领域，而没有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3]。<br /><br /> 2000 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销售法》。该法突破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市场经营业务的传统界限，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换言之，此“金融消费者”有如下两个特征：其一，涵盖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而与金融消费者相对的金融从业者，在销售银行、信托、保险、证券、期货或其他具有投资性质的金融商品时，则须承担说明义务和适当销售义务。2006 年，日本出台了《金融商品和交易法》，将以往的行业分业监管改革为统合监管，其中“金融商品”除了包括(有价) 证券、货币(外汇) 等之外，还包括一些基础产品价格变动明显、有投资者保护需求的金融衍生商品；另外，有些产品尽管原本由其他法律规制，但由于带有严重投资色彩，《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也能对其进行适用，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商品期货等。《金融商品和交易法》详细规定了从业者的说明义务，从业者要参照投资者的知识、经验、财产状况以及交易目的等因素履行说明义务。日本将原始意义上的对投资者的保护制度扩展至对消费者的保护，并继而提出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将理财纳入家庭生活与消费之中[4]。<br /><br /> 台湾地区于 2011 年出台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其中第 4 条规定：“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一、专业投资机构。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同时，第 3 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换言之，金融消费者是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可见，就行业范围而言，金融服务业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子行业； 就个体保护范围而言，以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接受者自身的能力和财力为标准，仅对那些财力较弱、缺乏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加以特殊保护。这种概念范围与日本 2000 年《金融商品销售法》中的界定类似。<br /><br /> 可见，在已明确提出将金融消费者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各域外法中，其“金融消费者”所涉及的金融行业、所涵盖的消费者的范围不尽相同。就金融行业而言，除了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外，基本上都包括传统上的所有金融子行业；就消费者范围而言，有些仅指非专业的消费者，如日本和台湾地区，也有不对消费者自身条件设限的，如英国。<br /><br /> 二、我国现有研究对金融消费者的认识<br /><br /> 在我国近年来已有的学理研究中，有少数学者并不认同“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认为在中国只有投资者和消费者之分，在金融领域使用“消费者”这一概念不可取[5]。否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另一种理由是：金融产品绝大部分不存在消费的内涵，其他存在消费内涵的产品或部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能覆盖[6]。但是，主流意见基本上还是认同“金融消费者”概念本身，只是对其概念界定、内涵和外延一直存在分歧。例如，有人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接受金融服务的客户[7]。这种界定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跨行业性，以业务领域来划分参与金融活动个人身份的方式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同时认为金融企业客户的投资者性质不能否认其消费者的身份。有人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基于生活消费需要接受金融服务的人[8]。这种界定强调行为的目的性，即只有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人才属于金融消费者，将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下位概念来看待，认为其应具有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的共有属性，实应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也有人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9]。这种看法把不具有金融专门知识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前提条件，但并不限定自然人还是法人，包括购买高风险投资产品的所有主体。另外，还有学者基本认同此种看法，即以“不具备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基本要素构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但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自然人与法人都可得到保护，除了要以专业知识为限定条件之外，还要考虑金融产品本身的风险性来进行区别对待[10]。 三、金融消费者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界定应考虑的要素综合以上域外法相关介绍以及我国已有的学术研究，界定金融消费者应该考虑如下要素：第一，“金融消费”是否涵盖所有金融子行业或各类金融服务? 第二，消费者的范围是否以其专业知识、财务能力为限? 第三，金融商品、金融服务是否以高风险为限?
就第一个要素而言，要解决的难点是某些传统上属于“投资”领域的金融类别能否统一归属于金融消费的范畴。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投资”与“消费”本是一对有排斥性的概念，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而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其中的隐义是，投资有风险，仅是有获取更大价值的可能，也有可能减值； 但消费不存在仅因交换就会减值的可能，消耗则另当别论。因此，在传统观念里，从事证券类的活动会被认为是“投资”，而为个人或家庭目的从事存款、传统保险等活动才被归为“消费”。我们把到银行存款，或者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个人描述成消费者可能没什么困难，但是当我们将投资者也视为消费者时往往面临阻碍[11]。现实生活中，我国银监会与保监会也都已明确承认“(金融) 消费者”的概念，证券行业却仍坚持使用“投资者”的概念。
但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从事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行为的人其实也属于金融消费者：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与消费行为之间的界限在现代金融社会中已日渐模糊。“即使生活消费和金融消费依然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但生活消费与金融消费的划分渐呈相对性。”{2}现代社会中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放置于资本市场来进行家庭资产的优化。家庭理财投资化的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日益大众化就可窥见一斑。第二，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者是针对有价证券的发行人而言，但在现代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通常还存在以媒介面貌出现的金融机构，投资者通过这些金融中介机构从事投资活动，对于这些中介机构而言投资者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与投资对象之间的距离延长并由大量中间金融产品和服务所连结……在公开市场上，在投资者与投资对象之间介入了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商、证券投资顾问等市场主体，投资者从这些发挥中间功能的市场主体那里获得金融服务。”{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的身份并不冲突，二者只是反映了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已： 前者反映的是行为人与有价证券发行人之间的投资关系，后者反映的则是行为人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金融服务关系。
所以，只要是接受金融服务的人即为金融消费者，不需区分金融服务的类别。事实上，随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综合化、金融商品的跨界化和金融消费行为的多元化，实难再按传统金融理论那样将金融行为主体泾渭分明地划分为投资者、存款人或投保人等。在金融放松管制、金融业务交叉与创新的背景下，存款人、保险相对人或投资人的身份区别越来越失去意义。行为人选择一项金融服务也就是挑选商品的过程，其就是金融市场上的消费者[12]； 但凡接受金融服务或购买金融商品，其就成为与提供服务或商品的金融机构相对立的消费者一方。
实际上，在以上所举已将金融消费者明确进行法律保护的各域外法中，除了美国外，多数都强调了金融服务、金融商品的跨行业性和跨类别性。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并未涉及传统证券领域，这有其特殊原因： 第一，美国金融监管立法一向具有“危机导向性”，此次《多德－弗兰克法案》亦是为应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而生，因此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的消费者成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关注重点。第二，美国的证券法向来注重对资本市场中介的规制，而不需要再以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制度来进行代替或补充。
第二个要素和第三个要素是密切相关的。尽管金融消费涉及所有类别的金融服务，但现代金融的不断创新使得某些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具有高风险性、专业投资性的特点，而对于这些高风险金融消费品，法律一般会规定接受者的准入门槛，或者是专业知识方面和消费经验方面的，或者是经济财力方面的。这种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本身之间的异质性似乎就成为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分界标准。但实际上，承认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本身之间存在异质性并不意味着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概念彼此对立。因为，对于那些购买或接受高风险金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来说，即使冠以“金融投资者”的标签，也不能否认其与金融机构之间已经存在的金融服务消费关系。以股指期货等高风险性金融工具为例，投资者选择期货公司并通过期货公司买卖股指期货，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金融服务并接受金融服务的过程。个人作为投资者在金融服务中购入金融工具，融出资金，此时个人不仅是投资者更是消费者。绝大多数金融投资商品的购买者都可以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13]。当然，将投资者囊括在金融消费者的范畴之内，并不能否认专业型行为人与不具备专业知识和相关经济财力条件的一般型、大众化消费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否认这两种主体之间法律保护程度的差异性。
综上，本文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商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或法人。其中有些消费者由于其自身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相当的经济风险承受能力，购买或接受某些高风险性的金融商品或服务，可被归为金融投资者(即金融消费者中的专业投资者) 。换言之，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参见下图略)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和金融投资者保护机制二者亦不冲突。纵观域外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一般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独立于金融政策及审慎监管，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将各金融服务业的消费者进行统筹保护；同时强化消费者教育，普及金融知识。第二，重在遏制金融服务业经营机构在出售金融产品时的欺诈等行为，强调保障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知情权。例如，采用统合金融监管模式的韩国制定《金融投资服务与资本市场法》，对引诱投资行为进行着重规制； 全方面引入警示产品风险的义务；要求金融投资公司在引诱客户投资前对其客户有所了解，包括其资金状况、投资经验等；对非专业型投资者要求金融投资公司考虑到客户的实际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对“不请自来的(产品推销)电话”进行规制，不得侵犯客户隐私，只有在客户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以电话或面谈的方式对客户进行投资劝说。第三，建立金融消费纠纷的统一解决机制。例如，英国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建立了“金融巡视员服务制度”。金融巡视员服务公司是专门处理消费者对金融机构投诉纠纷的机构，解决消费者因为不同金融服务而要找寻不同投诉机构的难题；金融巡视员服务公司所做的纠纷裁决仅具单向约束力，即只对被投诉的金融机构有约束力，消费者如不满意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英国金融服务局还内设“投资者赔偿基金”。如果一家金融机构破产且无力偿还其客户(包括存款人、投资者或保单持有人) 的资产，则由该赔偿基金提供赔偿。对于专业的金融投资者来说，其亦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因此以上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制度也应可适用于金融投资者； 但是，由于金融投资者涉及的一般为高风险性金融商品，金融投资者保护制度亦有必要对其予以规制，例如，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并不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所取代，二者并行不悖。<br /><br />
『叁』 炒股桌面上的软件叫什么名字
那要看你爸爸是在那个证券公司开的户，例如在招商证券开的户，他的登录软件就叫招商证券XXX版
『肆』 我国中央银行为什么不引入美联储的制度
美联储是私人的，赚的钱归私人所有；我国的央行是国家的，赚的钱还是国家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让私人赚整个国家的钱呢？
『伍』 如何查询外汇交易所正规
判断一个公司是否正规合法，首先看它是否合法注册，受有关部门监管。这是保障客户资金安全最重要的一步。
美国监管
2000年12月，美国通过了《期货现代化法案》，此项法案要求所有外汇交易商必须在美国期货协会（NFA）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注册为期货佣金商（FCM），并接受上述机构的日常监管，在期限内不符合资格或没有被核准的外汇业者将被勒令停止营业。这一法案的出台，使得网络外汇保证金交易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
NFA是行业自监管组织。相对而言，美国的投资行业比较成熟和规范，因此，众多投资者在选择保证金经纪商时第一要看的就是：此机构是否在NFA注册并接受管理，同时还会查询机构经营过程中是否有过不良记录等公开信息。这个措施为个人投资者了解交易商的信誉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在人为减少风险的项目上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NFA监管查询：进入 NFA查询页面输入欲查询交易商编号，点击查询便可轻松看到该交易商的监管情况以及相关记录。
英国监管
英国金融服务授权机构，简称FSA。
以上政府监管机构对客户资金帐户安全的防范是非常严格的：首先，客户资金和交易商公司营运资金帐户是分离存放于银行。因而，交易商无法挪用客户资金，甚至就算交易商公司出现财政问题，客户资金也不会受到影响。其次，还要有一家保险公司来为这家托管银行进行信用保险，由保险公司来赔偿客户损失。因而，最坏的情况——银行也破产的情况下，也有保险公司赔偿客户的资金。最后，各交易商的客户投诉和处理结果，都会通告并永远纪录在案，大家在相应官方网址都可以查询到。
所以，如果是上述机构监管的外汇交易商，资金安全有保障，可以放心开户交易。而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就不太清楚了，不是说就一定不安全，但个人认为不够放心。选择安全可靠的外汇平台，监管很重要
『陆』 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柒』 美国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哪些异同点
要想分析出美国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异同，首先得了解美国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特点，才能进行详细合理的解释。
2009年6月17日中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下面将对改革蓝图和最新的白皮书进行分析。
（一）改革蓝图的主要内容
《现代化蓝图》分别从短、中、长期提出建议，其中长期建议中提出了目标监管的新理念，以建立市场稳定监管、审慎监管和金融市场商业行为监管的三支柱监管体系，确保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地位。
1. 以授权和加强协调为目的的短期建议。短期建议主要是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动荡, 建议采取措施来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 强化市场的监管, 以推动金融市场稳定, 加强消费保护。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提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PWG）作为金融监管政策协调者的效率。将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监管办公室（OTS）纳入到PWG，作为其新成员来扩充其阵容，并且将PWG关注的领域从金融市场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第二，创设联邦抵押贷款创始委员会, 加强对房屋抵押贷款发起的监管，监督各州对按揭贷款的管理, 以改变目前许多此类经纪人脱离联邦监管的现状。第三，授予美联储更多知情权、审查权。授予美联储可以向所有借入应急流动资金的金融体系参与者（包括商业银行和非商业银行）索取更多信息或进行实地审查的权利，评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以及有关活动对整体金融稳定的影响。
2. 以监管机构的部分整合为目的的中期建议。在短期建议的基础上, 蓝图提出部分中期建议,以减少美国监管重叠, 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其中部分建议可以在现有监管框架下尽快推行。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建议取消联邦储蓄机构牌照, 将其纳入国民银行牌照体系, 这个过程应该在两年内完成；撤消储蓄管理局, 其原有职责由拥有全国银行监管权的货币审计局履行。第二，针对目前州注册的联邦存款保险银行受到州和联邦的双重监管的情况，提出将州注册银行交给美联储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监管。第三，在支付清算系统的监管上，应当确立重要支付清算系统的联邦特许权和联邦优先权，美联储负有监管此类系统的主要职责，享有重要的自由决定权和制定相关强制性标准的权力。第四，在保险业方面，一直以来都是由州监管当局负责监管，联邦政府对保险业务只是进行调节而很少监管， 因而才导致了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 因大量创设和持有CDS 而濒临破产。第五，合并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期货业进行统一监管，来改善之前对证券、期货分业监管的低效。
3.以建立目标性监管模式为目的的长期建议。蓝图建议：第一，由美联储履行市场稳定监管者职责, 其目标为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侧重控制系统性风险。第二，设立谨慎金融监管机构（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机构统一负责。其监管重点侧重于有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运作, 监控其资金充足性和投资限制、活动限制等事宜,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查。第三，设立新的商业营运监管机构（Business Conct Regulator），负责商业行为监管，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主要是现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及银行监管机构的一部分职能）。此外, 设立联邦保险保证人和公司融资监管者。
由此看来, 蓝图对现行的多头的功能性监管体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归类, 实现了三个监管目标与三个层次的监管机构的紧密结合，目的在于提高监管效率、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提高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而且，通过对蓝图的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出蓝图的改革是改善监管而非单纯地增加监管和增加干预，并没有放弃充分依赖市场纪律的理念，而是在新的金融市场发展背景下，对于监管和市场关系的再平衡。
（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新成果："白皮书"
2009年6月17日中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长达88页的改革方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出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目的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
首先，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白皮书指出，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为此，政府将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成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监视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权力，授权美联储解决威胁整个系统的风险累积问题，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美联储拥有银行资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并对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的监控权力纳入美联储的范围；成立全国银行监管机构，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银行；撤销储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导致监管漏洞的机构，避免部分吸储机构借此规避监管；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其次，建立对金融市场的全方位监管。白皮书建议：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创设和发行方需在相关信贷证券化产品中承担一定风险责任。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将联邦监管范围扩大到金融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复杂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交易都将置于监管之内，其中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场外交易市场（OTC）最为典型。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
第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不受不当金融行为损害。白皮书指出，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地监管。政府必须促进这一市场透明、简便、公平、负责、开放。为此，白皮书建议：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行业标准，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赋予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所必需的政策工具，以避免政府为是否应救助困难企业或让其破产而左右为难。建立新机制，使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处理发生危机、并可能带来系统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有权接管、拆分那些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公司，避免个体垮台将危及整体经济，而这一点正是去年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政府所欠缺的。而且美联储在向企业提供紧急金融救援前需获得财政部许可。
第五，建立国际监管标准，促进国际合作。为此，白皮书建议，改革企业资本框架，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使各国的政策相协调，以创立一个相容的监管架构并且强化国际危机应对能力。具体举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产品监管规定，在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方面签署跨境协议，以及与海外监管机构进行更好合作等。
该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首次将金融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但值得指出的是，该改革方案与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2008年3月31日宣布的《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相比，"白皮书"延续了《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的精神，大大扩张了美联储的权力，将银行和对冲基金等都纳入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撤销了用于监管储蓄和贷款的联邦机构--储蓄管理局，但也有相当程度的缩水，如政府最初打算整合监管机构，成立单一机构监管银行业，但最终选择了在现有结构内加强联储权力的做法。
总之，通过以上对美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及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由现行的多头功能性监管模式已经开始准备向监管机构更集中的目标性监管模式迈进。这种改革的路径与思路可以说完全契合了国际上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即集中监管的趋势。
（三）改革蓝图中目标性监管模式的评析--与功能性监管模式相对比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状态，标志着美国混业经营的开始。与此相应的是，美国的金融监管理念也由之前的机构性监管转为功能性监管。尽管功能性监管的理念跳出了分业经营情况下机构性监管的以金融机构身份分割的不足，但美国功能性监管体制是在不触动现有监管体制的前提下，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协调、信息沟通以及执法合作，本质上仍然是分业监管的模式，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制度构建和授权支撑。所以，该套金融监管系统在运行的十年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其存在的弊端，并且在此次危机中集中爆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一个能够拥有全部监管信息和能够预防监管系统性风险的机构。第二，不同的监管机构所适用的监管法律规则不同，运用的监管理念也有所差别。这就为一些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 导致部分机构主动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监管机构。第三，多层次的监管机构和多标准监管操作必然产生监管工作中的重叠。这种监管的重叠增加了监管的成本。
与功能性监管的缺陷相对比，目标性监管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对监管机构以及监管力量的整合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改革蓝图针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监管缺位和监管重叠导致的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出目标监管导向才能更好的应对金融监管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发挥各监管机构的合力。目标性监管模式打破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四大行业分业监管的模式，按照不同的监管目标和风险的类型，将监管机构划分为市场稳定监管者、谨慎金融监管者、商业行为监管者三大体系。三个体系的紧密结合，既避免了监管漏洞和监管重叠的出现，又可以使监管机构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这将大大提高监管的效率。这种监管机构的整合反映了一种从权力分散到权力集中的趋势，而权力的集中必然会提高监管的效率。
第二，目标性监管模式可以更好的应对由于金融创新而产生的监管空白。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决定了单纯的通过制定监管规则来进行金融领域的监管是无法应对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的。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仅仅通过具体规则的制定一是无法赶上创新的速度，二是金融创新又不断的突破规则的限制，从而导致了监管的空白。此次次贷危机便是最好的说明，面对次级抵押贷款不断被打包重组创造出新的衍生产品，监管机构根据固有的规则无法由一个机构统一对其进行监管，从而导致风险在不同的金融系统越积越大，最终引爆了次贷危机。而目标性监管不拘泥于具体的监管规则的制定，它从整个金融系统着手，将金融体系稳定、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和消费者保护作为三大目标加以整合，构建出高效统一的监管部门。这样在整个金融创新的链条上产生的风险都会被覆盖到，不会产生监管的空白。
第三，目标性监管的提出另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跳出了对于分业监管模式还是混业监管模式的争论，可以兼容两种监管模式。改革蓝图对于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目标重新进行了确认，提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安全的三大目标：金融市场稳定、金融机构审慎经营、金融消费者保护。而在实现这些监管目标时，可以由单一监管机构实施"混业"监管，但理论上也不排斥分别由不同行业的金融监管机构"分业"监管，这需要因时机和国情的不同加以具体设计。比如在这次改革蓝图中，对于金融市场稳定监管这一块，强调要扩大美联储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的权力，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金融机构。这便是由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现状所决定的综合统一监管的选择。同样，如果一个国家一直拥有分业监管的传统，那么在任何一个监管目标下，也可以考虑保持原有的分业监管的模式。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集中监管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主要发达国家都逐步在整合金融监管机构的数量，逐步的向或单一或双头的监管模式靠拢。结合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一步到位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纵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发展史，金融经营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历史反复。像美国19世纪末允许银行混业经营，到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承销公司证券或者从事经纪业务，同时禁止投资银行从事商业银行活动，从而确立了分业经营，到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最终恢复了金融混业经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了分业经营的模式确立了混业经营的模式。这种金融经营模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各国都纷纷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合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或单一或双头的监管机构，形成了集中的监管体制。美国本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是对现有的多头监管机构进行整合，使之更有效率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发达国家金融经营的历史变迁，使他们纷纷走上了寻求集中监管的道路。对于作为后发国家的我国来说，我国并没有经历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过度繁荣的金融业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业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金融市场还很不健全，金融产品还很不发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可以一步到位的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这种危机驱动型的特点，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更好的应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的变化。
第二，我国当前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现状对统一监管体制提出了要求。其实自1994年取消国家银行专业化分工后，金融业务综合化进程就开始推进。实践中，在国际金融业飞速发展，面临国内外巨大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金融业务相互掺杂、相互渗透的局面逐步形成，金融机构相互持股现象逐渐增多，金融业呈现出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已经出现集团式的、银行控股模式及实业企业控股式的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创新已经超越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和监管范围，对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实践的发展呼吁统一监管体制。
第三，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符合我国建立大部委制以节省行政资源的政策取向。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小部门制。而大部制是一种政府政务综合管理组织体制，特点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广，职能综合性比较强。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然而大部制的改革不会一步到位，循序渐进的推进也已基本达成共识。目前大部制试点范围或将从三个领域选择：一是所谓的大农业，农林副牧渔业和水利部的部分职能组合；二是国防科工委系统的调整组合；三是大交通，主要涉及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等。虽然金融监管领域的大部制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但在中国人民银行之外，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业进行监管是符合大部制改革的价值取向的。所以，未来我们应该合并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成立一个独立于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而人民银行只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金融业的宏观调控，不再具有金融监管的职能。这样既避免了三部门在具体金融监管中的职能交叉，又可以防止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而导致的监管空白，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第四，吸取东亚国家的经验教训，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1997年一场始于泰国又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股两市相继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危机过后，1998年日本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改革：一是设立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从大藏省中把银行局与证券局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检查部、证券交易等监督委员会分离出来，组建了作为总理府外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后更名为金融厅），成为专门负责金融监管事务的机构。另外一项改革为加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东亚另一个遭受重创的国家--韩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和影响之下，于1998年4月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监督委员会。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纷纷建立了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这对于有效的防范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本、韩国经济的崛起与金融监管改革带来的金融业的繁荣不无密切的联系。虽然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重创，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东亚国家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结合我国的现实金融监管的国情，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而现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怎样的呢？情况如下：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机构开展混业经营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监管效率，势在必行。
金融监管是一国金融监管当局为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目标，依据法律法规对全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总称。它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纠正市场失灵现象的金融制度安排，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一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从根本上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判断一国金融监管体制有效与否，关键在于它能否保证该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和能否适应该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
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按照金融监管的分工，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以大银行业为口径，银监会成立了监管一部、二部、三部、合作金融监管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自上而下相应设立了省局，市分局、县（市）办事处体制。而证监会和保监会则分别负责证券、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内部设立了相应的监管部室，自上而下则建立了相应会、局（省、市、计划单列）的体制。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
就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统一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的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但是，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实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在建立在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从社会的大局出发，和谐构建良性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求我国经济能顺利的发展，为社会的各项事业服务。有别于美国的从政治角度出发，按照资本市场的运作来制定的。